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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勇振（章静 绘）

美国印第安纳德堡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江勇振致力于胡适研究，四卷本研究专著《舍我其谁：胡适》是该领域的主要功效，引起了学界的普遍关注。今年2月，联经出书公司出书了江勇振的新著《蒋廷黻》，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毛升博士随即采访了江勇振，请他谈谈蒋廷黻、胡适，以及历史人物的传记写作。

您一直在研究胡适，为什么会转而研究蒋廷黻？

江勇振：我并不是专门或者一直研究胡适的，研究胡适完全是因缘际会。第一，若是不是北京近史所在1990年代开放胡适档案，我不能能会走上研究胡适的门路。研究历史的人，都是随着史料走的；什么地方有精彩厚实的史料，就往什么地方走。我想我们可能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胡适那样留下了那么精彩厚实的史料的人。这是一个研究历史的人求之不得，但都纷歧定会求获得的机遇。我能有这个机遇，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真可以说是人生夫复何求。第二，若是不是由于台北“胡适纪念馆”事情人员勉力相助，若是不是由于“中央”研究院各图书馆专业的装备与服务，若是不是由于我在研究历程中有那么多人、那么多机构以各种方式，在资料、研究经费上协助我，若是不是由于今天网络蓬勃，让我能够轻松自如地从网络上取得早年必须要到图书馆才找获得的资料，我是不能能那么快地完成《舍我其谁：胡适》四部曲的。第三，若是我没有机遇到美国留学，若是我不是留在美国教书，若是我不是在教学相长之下阅读了许多跨学科、跨领域的书籍与论文，我也不能能会有新的视野来重新诠释胡适。

《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江勇振著，新星出书社，2011年4月出书，652页，88.00元

《舍我其谁：胡适》第二部“日正当中，1917-1927”，江勇振著，浙江人民出书社，2013年9月出书，846页，98.00元

写蒋廷黻传，也是因缘际会。若是不是由于我写胡适，需要去参考使用胡适自己没有留下来的资料，稀奇是他讳言1949年以后他在美国协助蒋介石筹谋划策的种种作为的资料，我是不会想到去用蒋廷黻的日志的。我在写完《舍我其谁：胡适》以后，并没有马上想到要写蒋廷黻传。我是在2019年春夏之交，才突然间领悟到蒋廷黻那二十二年的英文日志是一个研究他的宝藏。英文日志、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口述史，再加上广西师范大学所出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典藏的蒋廷黻的资料，这岂不是像胡适档案一样的第二个史料的宝藏吗？主意既定，我就在2019年炎天最先搜集资料。

您对胡适下的功夫，对研究蒋廷黻有多大辅助？

江勇振：做任何研究都有举一反三的效应。研究过胡适，一定对我研究蒋廷黻有辅助。稀奇是，他们照样同伙、同志、同事，而且在想法、做法上有不少相似处。许多我对胡适的剖析与诠释，都可以在蒋廷黻身上找到印证。整体来说，我以为这是一个准备事情的问题，任何一个研究，其所体现的，就是研究者的学养。这个学养是经年累月的功夫所累积而成的。研究胡适，不是从研究胡适最先，而是从研究胡适以前所做的奠基事情最先。我常对我们学校的中国留学生说，把英文学好需要历久的起劲。我们很可能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都不会看到自己的提高，然后，在偶然之间，我们突然发现自己的英文提高了。这是在经由经年累月的起劲以后，在不知不觉当中所泛起的功效。学习英文云云，从事学术研究也是云云。一个在涉猎跨领域、跨学问的书籍与论文的研究者，可能偶然会自问到底自己所看的书对自己的研究有什么辅助。然而，有一天，豁然开朗，那似乎不相连贯的断片，最先在那拼图里找到了其应有的位置。

无论研究胡适照样蒋廷黻，您都强调不能只读中文质料，更主要的照样英文质料，为什么？

江勇振：研究历史的人是要随着史料走的。我所指的，不只只是英文。那只是举例而已。这可以分两方面来说。第一，是在小我私家方面。若是传主留下了用日文、德文或法文写的史料，研究他的人就必须去使用那些资料。由于我的日文不够好，德文、法文更不用谈了，我自然就不会去研究一个我必须要去使用日文、德文或法文资料的人物。然而，这牵涉到的，不只是史料的问题。这还牵涉到近代中国留过学的人物，有把不能为国人性的隐秘用外文写的倾向。这种做法，或者是为了保身，或者是为了惜誉，或者是为了其它缘故原由。第二，跟研究的方式有关。研究中国近代史不能关起门来研究。中国近代史是东亚，甚至天下史的一部门。不把中国放在东亚与天下的脉络之下来研究，就是以管窥天。而要把中国放在东亚与天下的脉络之下来研究，研究者就必须要有使用外文的能力。至于是哪一种语言，就全靠研究的主题而定。这所谓的外文，纷歧定是英文，而可以是日文、法文、德文或俄文。

蒋廷黻（1895-1965）

《蒋廷黻》一书共分七章，从蒋廷黻出生的1895年一直写到1965年离世，涉及他修业的日子，短暂的教授岁月，以及漫长的外交生涯。您放置章节的主要思绪是什么？

江勇振：我在《前言》里形貌了我写《蒋廷黻》的前因后果以及各章写作的次第。由于需要核对资料的缘故原由，我是用倒吃甘蔗的方式从他晚年最先写起的。因此，在一最先的时刻，我完全不知道一共会有几章。我一最先的假定是这本书会有十二章，外加序幕和幕落。以是，我在一最先的时刻，是把最后一章定为第十二章。纵然是在我写完了蒋廷黻的晚年再回过头来从第一章写起的时刻，我照样不知道我会用几章写他的前半生。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写蒋廷黻跟我写胡适是一样的，就是边看资料，边研究，边写作。换句话说，资料率领我前进。然而，重点是，套用胡适的话来说，不让资料牵着我的鼻子走。

我们来谈谈蒋廷黻的学术生涯。我们今天还记得他，主要是由于他的小册子《中国近代史》，这本书今天还在不停再版，许多学者受其影响。您若何评价这本书，以及他的史学成就？

青年书店1939年3月版的《中国近代史纲领》

江勇振：我在《前言》里说明晰为什么中国近年来没有蒋廷黻热的几个缘故原由。其中最主要的缘故原由，一言以蔽之，就是政治的缘故原由。从这个角度来说，为什么只有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一再被重印的理由就呼之欲出了。这也就是说，出书他的《中国近代史》是最平安的做法。然而，这也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做法。蒋廷黻一生中成书的只有这本《中国近代史》。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口述史》只完成了一半，而且照样英文的。中译本也出了好几版，但那是激不起太多涟漪的。广西师范大学出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所典藏的蒋廷黻资料也只是资料，而且照样中英文都有。

蒋廷黻在哥伦比亚大学所作口述史的中译本

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不是一本严酷的学术著作。它不只篇幅小，而且完全没有注释。我在我写的传记里剖析评断了它的主要看法，在此不赘。它之以是在中国盛行，我想缘故原由很简单，它提供了一个纷歧样的诠释主调。因此，它虽然是一本旧书，照样让中国的读者以为耳目一新。

再来谈蒋廷黻的政治生涯。他从担任行政院政务处长最先，最终做到了驻美“大使”，可谓一起高升。您以为他的政治生涯乐成吗？

江勇振：我以为作为小我私家，蒋廷黻的一生是多采多姿的。他的官运，我以为也是亨通的。他在行政院担任政务处长，以及接着所担任的“行总”署长的官涯虽然没有什么稀奇突出的所在。“行总”署长照样被宋子文赶下台的。然而，以他在外交官的生涯来说，他是蒋介石派驻美国的外交官里官运最好的一个。拜美国的中国政策之赐，他在“驻联合国代表”任内维持住了在联合国里的席次。

至于他的政治生涯是否乐成？孝敬为何？这是一个不容易回覆的问题，全靠我们是要看一时，照样看久远。久远来说，他在联合国为蒋介石所作的奋斗，到头来照样失败的，虽然不是在他任内。这时代的甘苦，他虽然在日志里透露出了一些，但那真的是如人饮水，心里有数。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蒋廷黻过世当下写给他的一封信里说得最好：“我以为你的成就让你有资格——我希望你确实是那样以为——为你在公仆生涯里所作的孝敬有着无比的成就感。在你从政以后，现代中国毫无疑问地失去了它最有能力的历史家。我知道在政府事情可以让人很挫折，由于不像写一部历史，政府有否建树不是操之在小我私家。当一个政府遇到困难甚至遭遇挫败的时刻，作为官员的人可以是泄气罩顶的。”

1945年，蒋廷黻出任中华民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图为他与同为自力谈论社社员的陈之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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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图为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和首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

您在书中勾勒了蒋廷黻从一位试图“保持一点自力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从政后酿成蒋介石的效忠者，国共内战后期他又试图确立自力于国民党的“中国自由党”，最后酿成“冷战斗士”的历程。您若何评价蒋廷黻跟蒋介石之间的关系？

江勇振：我说蒋廷黻接纳自力不依傍美国或者苏联的政策，是指他刚出任驻联合国代表的时刻。其所指的，是他希望那时的中国能以不卷入美苏之间冲突的方式来自保。这个态度，不消说，他并不能坚持多久。等美苏所向导的团体形成以后，他就不得不选边站了。

在对于中海内政的态度，他在《自力谈论》时期，就已经属于倾向蒋介石的一派。等他从政以后，他毫无疑问是选边站了。在这方面，他跟胡适最大的差别，是胡适虽然跟他一样选了同一边，但胡适珍惜他自由主义者的光环，是不愿意透露他的政治态度的。蒋廷黻则否则，他不只选边站，而且他也明白地宣示他的态度。就像他在一则日志里所说的：“胡适毫无疑问地会否决我接受行政院长或行政院副院长的职位，由于他不会希望我支持蒋介石，也由于他以为蒋介石只是借我的名字来充排场而已。他不是没有原理。然而，在野对我们一点利益也没有。同样地，坐在一旁自怨自艾对我们一点用处也没有。”

固然，这并不示意蒋廷黻没有挣扎，没有对蒋介石失望，甚至在日志里猛烈批判的时刻。所有这些，我都在书里剖析了。

您曾指出胡适外表是中国人，心里却是一个“美国人”。担任驻美大使时代，在外交政策上，他“一直是以美国密切追随”。蒋廷黻虽然也接受了美国的教育，英语极好，平时主要阅读英文书籍，也习惯美国的生活方式，但却试图坚持“不偏不倚的自力外交姿态”。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蒋廷黻做到自力外交了吗？

江勇振：说胡适外表是中国人，心里却是一个美国人，这句话是英国的翻译人人韦利（Arthur Waley）说的。从某个角度来看，韦利说得不错。胡适爱美国，而且是越老越爱。同样是留美，同样是历久住在美国，习惯美国的生活方式，蒋廷黻确实跟胡适有所差别。归根究底，这是由于蒋廷黻跟胡适毕竟是差别的个体。他们在个性、头脑、意识形态上有所同，但也有相当大的差异。胡适爱美国，蒋廷黻则只能说是亲美。同时，他纵然亲美，他对美国能够保持批判的态度。比如说，胡适晚年所来往的美国同伙都是极端守旧的共和党员，蒋廷黻则否则。虽然他也喜欢共和党的外交政策，但他受不了那些极端的守旧的共和党员。极端守旧的共和党员在海内政策方面，完全纰谬他国家社会主义倾向的胃口。至于自力的外交，蒋廷黻自然是做不到的，稀奇是他需要美国的辅助才得以留在联合国。

您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谈蒋廷黻的婚变。这让我想起您的《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绪天下》一书。为什么您会云云关注情绪这一面向？我们需要对名人的感情生活体会那么多吗？蒋廷黻的婚变能告诉我们什么？

《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绪天下》（增订版），江勇振著，新星出书社，2012年3月出书，394页，48.00元

江勇振：我写《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绪天下》完全是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故事。由于北京的近史所不让我复印胡适档案，我只能用抄的。那是一辈子也抄不完的事情。因此，我从英文档案看起。这一看就看到了情书，而且是多到可以写成一本书的境界。有些人对我写胡适的情绪生活大不以为然。他们以为那属于私领域，无关传主的头脑，甚至是不登大雅之堂。这些都是似是而非的私见。这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说。第一，写传主的情绪生活诚然可以是完全基于窥淫、煽情、投射，甚至是护主的心态。从这个意义来说，我写《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绪天下》，是要矫正1980年代以后所兴起的对胡适的窥淫、煽情、投射，甚至是护主的潮水。那些完全是从男性的角度写的，完全抹煞了胡适的女友的个性、爱恨、挣扎与怨怼。第二，胡适的情绪生活，所谓他的私领域，与他在公领域里的作为是息息相关，有其配合的模式可循的。他在“公”领域——国际关系和政治介入等等——所揭橥的行为准则，与他在“私”领域对自己所做的要求是一致的，那就是：理性、法治、井然有序。比如说，他之以是以为他的婚约是“不能毁”“不必毁”“欠妥毁”，就正是这种理性、法治、井然有序的准则的体现。

我写蒋廷黻，也稀奇辟了专章写他的感情生活与婚变。这并不是由于我对情绪的问题有偏好，而是由于这是蒋廷黻在他所写的日志里的一个主要的部门。蒋廷黻自诩他是一个把恋爱摆在第一位的人。为了事业可以甩掉恋爱的说法，他以为是难以想象的。他敢爱，也愿意为恋爱而牺牲事业。他不体会胡适，以是他才会说：“在解决他的婚姻问题方面，他刻意地从众、随俗，而不是选择恋爱与幸福。他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但换来的是一个枯藁，甚至阉割了的人生。”蒋廷黻会用这么重的字眼来说胡适，就是由于不体会真正的胡适。胡适双赢：他不只赢得了“旧道德的楷模”的尊号，而且还在这个尊号的光环之下得享他作为情圣的现实。在那时的社会气氛之下，胡适能够双赢，就是由于他“从众”“随俗”，以是他能体面、里子都有，里外通吃，清誉与爱欲双双入手。

写蒋廷黻传，而漏掉了他以为人生最主要的一部门——为了爱可以牺牲事业，那就连立传的第一个目的——知人——都没有杀青了，更何况是要杀青立传的第二个目的——论世！同时，我辟出专章写他的感情生活与婚变也是要矫正这么多年来对蒋廷黻婚变的谣传。我用蒋廷黻自己在日志里的说法，让已逝的他有机遇用自己的话去反驳所有厥后人对他的婚变人云亦云的谣传、遐想与窥淫。至于蒋廷黻是否说了所有的事实，那就不是任何人能回覆的问题，除非我们找到了其他当事人的证词。

蒋廷黻与第一任妻子唐玉瑞。图为1936年10月24日他携家人、幕僚从上海启程出任驻苏联大使。

蒋廷黻与第二任妻子沈恩钦

胡适和蒋廷黼的小我私家经历，若何辅助我们更好地明白民国史？

江勇振：学术研究有其累积与断裂的所在。从累积这一个部门来说，我们每对一个民国时期的历史人物有更进一步的体会，就有助于我们对整个民国史的体会。然而，我们也必须谨记一点，亦即，胡适与蒋廷黻都不是典型的人物。由于他们都不是典型，由于他们是特例，我们不能能从他们两小我私家的小我私家经历来归纳综合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我常比喻说，写一本书就像在盖一栋屋子一样。我这个比喻的寓意，是指写一本书是须要有持久的精神与毅力的。若是我也可以用这个盖屋子的比喻来形貌整个学术领域的话，那也是意味着说，这是一个经年累月的大工程，是需要无数的学者孜孜不倦地盖起他们各自所盖的屋子。然后，在团体的起劲之下，在其领域里盖出了一整个社区。

有人对蒋廷黻从政很惋惜，以为若是他能潜心治学，对社会的孝敬会更大。从政是否误了他？对于一个学人，从学与从政的关系该若何处置？

江勇振：我们不能能去推测若是蒋廷黻不从政的话，他对社会的孝敬是否会更大。最主要的是，蒋廷黻的志向一直是在政界。我在书里就提到，早在他留美的时刻，人人就都知道他是志在政界。我在书里也征引了可能是他早年在南开教过、厥后当了记者的一个学生所说的一句话：“这里我记起他十多年前在南开大学对学生讲的一句话。他以历史教授的资格说：‘我希望诸位现在研究历史，未来缔造历史。’”我在《前言》里征引了李济、陈之迈讨论事实对蒋廷黻来说，“立德、立功、立言”孰重的问题。我说他们都问错了问题。我说，对蒋廷黻而言，“治学”与“从政”并不是两难，而是先后的问题。用传统的话语来说，就是“学而优则仕”。

您写传记时，似乎一直与传主竞赛智识，试图战胜他们，展现他们有意或无意掩饰的真相。是这样吗？

江勇振：这个问题在我出书《舍我其谁：胡适》四部曲的历程中，就有一些人提出来过。我以为这是错把做研究当成是打擂台来看待的效果。这打擂台的比喻不只在跟胡适竞赛，而且还跟其他研究胡适的学者竞赛。先说跟胡适竞赛。许多学历史的人都爱用侦探来比喻研究历史研究。这是由于研究历史所用的方式，稀奇是在寻找资料、线索，抽丝剥茧方面，无异于一个在办案的侦探。一如爱看侦探小说的读者最喜欢看到，而且常会引得他们拍案叫绝的，就是一个卓越的侦探跟犯案的人斗智，取得优势，而得以破案的了局。若是我们能够接受侦探这个比喻，为什么我们不能接受立传的人跟传主也是在斗智的这个事实呢？至于跟其他学者竞赛的问题，则更是不喻而明的了。学者之间若是没有存在着竞赛的事实，学术怎能提高呢？

读完您写的传记后，不少人很信服您那种老吏断狱的能力，但埋怨您写的传记不能给人愉悦感。有人甚至指斥您“俯视”传主，砸烂偶像。您赞成这一说法吗？您想写的是怎样的传记？怎样的传记是好的传记？

江勇振：所谓“俯视”传主的说法，应该不会是一个研究历史的人会说的话，由于一个研究历史的人，就是在“俯视”历史的人。这是所有研究历史的大师的共识。用司马迁的话来说，他写《史记》，就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何等气派！试想：若是司马迁不“俯视”历史，他要若何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耶鲁大学研究冷战的权威约翰·加迪斯（John Gaddis）教授，出书了一本讨论历史研究与写作的书，书名叫作“历史的景域：史家若何测绘已往”（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我举这本书的意思，不是要人人去找这本书来看，而只希望人人上网搜索看它的封面就可以了。这本书的封面，就是一个历史学家站在山巅上，“俯视”着群山及其围绕之下的山谷——历史的景域。

约翰·加迪斯著《历史的景域：史家若何测绘已往》

阅读的“愉悦感”是个异常主观的问题。每一小我私家都有属于自己的文风。谁人文风不太可能会让所有的人都喜欢的。文风有其社会的靠山。同样是用中文写作，差别的社会会有其约定俗成，或者盛行的文风。我在台湾地区出生长大，一定受到了我发展阶段的文风的影响。我四十多年来生活在美国，事情上使用英文，阅读研究上中英文同时使用。美国学术界的文风，不能避免地一定会影响到我。然而，这可以说是跟我具有类似靠山的人的甜头。我以为在这个天下上，语言是相互渗透、互补、挪用的。通过这种相互渗透、互补、挪用的淬炼，语言会变得加倍厚实与多彩。

至于“砸烂偶像”的说法，那也是见仁见智，作者各施其长、读者各取所需的问题。读者的兴趣、需要与品味各自差别。就像看报纸一样，读者并不是不加选择地去看报纸的。他们会选择在言论、态度上跟他们相近的报纸。一个读者会去看一本传记，有可能是被问题所吸引，也有可能传主是其所浏览、仰慕的。若是传主是其偶像，而不幸被作者批判了，那自然就会在读者心中造成了“砸烂偶像”的不快之感。这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

我写胡适是否抱持着一个“砸烂偶像”的态度？我想任何仔细阅读了我的《舍我其谁：胡适》四部曲的读者，都可以体会到我对差别时期的胡适有差别的评断。我对胡适的褒与贬是就事论事，没有一概的论断。作者、读者心目中都可以有偶像。有时刻，社会上有偶像是一件好事，由于从好的方面来说，偶像可以激励人们兴起有为者亦若是的激情。作者为偶像立传也无可厚非。没有一个作者没有自己的态度和私见。重点是，作者使用的资料若何，凭据资料所作的剖析若何。作者写书，主要的目的不在说服读者，而毋宁是在知足自己的创作欲。能有读者会意，那是一个分外的喜悦；若是引起的是读者的反感与不快，那也许也是作者一个意外的收获，由于能激起涟漪，要远胜于掠过真空一无回响。

我写《舍我其谁：胡适》或者《蒋廷黻：从史学家到联合国席次保卫战的外交官》都没有预设的态度。这两套书的写作，都是由于有千载一时的厚实的资料在眼前，何不大块朵颐的豪性所触发的。我信赖传记有许多写法，没有哪一种写法是最好的写法。然而，可以确知的是，好的传记的配合点，就是从厚实的资料出发，在资料所允许的局限之内，让自己的想象与文思驰骋至其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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